点笔闲窗抒雅韵 ——花鸟画家李厚杉先生 沈山

发布：2016-04-06  阅读：649

20世纪，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使传统中国画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发生了变易。无数画家在东方与西方、内容与形式、写形与写意之间徘徊探索，大胆创新，从传统中走来的花鸟画家李厚杉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书画创作与实践更多表现为对“真性情”的探索，一方面使疏于表现现实的传统中国画“清新质朴”，另一方面又增强了画面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使其“雅俗共赏”。

李厚杉先生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李忠志是当地文化名人。李先生自幼秉承家学，熟读孔孟，书法二王，并于20世纪50年代拜在著名画家王小古先生门下，虚心求教，研摹绘画，一学就是26年。王小古先生从画理画论到写生创作，从工笔仕女到花鸟写意，一一悉心调教，为年幼的李厚杉打开了一扇通向艺术世界的大门，曾赠跋曰:“厚山学弟，习书有钻研行，我不及也，今后再能大胆发挥创造性，画境必然开阔”。此后，李厚杉先生又拜师于崔祝生、刘海粟两位大师，书法则受教于郭仲选先生。五十余年的艺术生涯，厚杉先生靠着刻苦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悟性，诗词、歌赋、戏剧、书法无不涉略，再将之融于花鸟画的研习创作之中，师承古法而又不泥古，使作品既有传统雅韵，又有时代新风。

以前初学画的时候看画册，习惯凭自己的感觉把画家分成感性型的（如苏轼、八大）和理性型的（如李成、范宽），后来随着了解和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原来的认识大多有失偏颇，许多画风粗犷的画家，其实他们的作品都是在高度艺术理性思考下完成的，而许多画风看似严谨的画家，却是懂得收敛、厚积薄发，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他们看似理性的作品后面，会透露出一股感性的张力。李厚杉先生无疑是感性的，他的作品涉猎广泛，尤擅长牡丹、梅、兰、竹、菊等。娴熟的笔墨技法赋予一花一叶、高山流水这些在传统观念中没有生命的东西以灵动的生机，无不流露出他对田园生活、沂蒙风光的热爱。无怪乎厚杉先生生前作画之余曾慨然言曰：“我在作画时，就像在剧团登台演出一样，能够立即进入角色，当执笔在手挥洒自如之机，也就仿佛置身于画面上的花鸟树藤、汨汨河水、累累顽石其间，感情上与大自然产生共鸣并融为一体，创作进入物我两忘激情妙境，国画作品随意生发也。”

李厚杉先生也是理性的，他的笔墨构成、色彩运用无处不透露出画家智慧的锋芒和思考的痕迹。受其恩师王小古教授影响，没骨画法习恽南田，小写意则学王小梅，无论学习哪家，都特别注重写生，注意观察物象在四季中的变化。如他画的牡丹，是取春天的花、夏天的叶、冬天的枝干，使花、叶、枝干各有特色，极具神韵。“艺术来源于生活”，几十年的书画生涯中，他足迹遍及蒙山沂水，山村乡寨，把他对生活与生命的感悟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不断在笔墨、形象、意境上下功夫，终于形成了有一定新意的花鸟画风。无论是大幅巨制还是斗方小品，均有清新空灵、大美无涯的亲切感。一般花卉画家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花上，李厚杉也不例外，但他同时还在叶上下功夫。除大胆用墨外，还经常使用藤黄、花青、三绿，甚至少量胭脂，使花枝层次丰富，跃然纸面。这些别出心裁的处理，如果没有细心观察和反复尝试、大胆突破，是不容易实现的。

李厚杉作品的成功之处得益于他对笔墨的把握能力，醉心于传统却又不为传统所束缚，在师承王小古技法的基础上，又潜心研习王昌硕、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于希宁、孙其峰等大师的书画艺术，逐渐形成自己的笔墨语言。除了牡丹，他还擅画梅、兰、竹、菊、荷花、紫藤等，尤其是众多写意小品，点笔闲窗，独抒雅韵，运转变通，如飞如动。而在对禽鸟的塑造上，他则用相对严谨的线条刻画鸟的头、眼、足等部位，力求以形写神，在粗放与精致的对比中突出画面的韵致。

也许正是由于他的作品洋溢着生活的朝气、生命的律动，赢得许多私人和机构的争相收藏展示。如作品《国色天香》陈列人民大会堂民建会议厅，《国泰民安》陈列中央党校会议厅，《铁骨精神》陈列山东省政府礼堂，《月是故乡明》被台北故宫博物馆永久收藏、《古风》被韩国文化艺术研究会收藏。

当今中国画坛太缺乏能够感染人打动人，表达画家真情实感的作品，太多的技巧卖弄，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伴随着当前人们向传统艺术审美的逐渐回归，我们怎样在“全球化”语境下体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及其所具有的价值，成了文化上不能回避的问题。从李厚杉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对艺术真正发自内心的感性情怀和一种对艺术像科学家一样理性研究的态度，为我们这些后学之辈树立了典范。笔墨当随时代，所谓笔墨的现代意识本身就在传统笔墨之中。时代在改变由笔墨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可以变，但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内在精神依然会存在，并启示后来者在一个崭新的文化时空下再次前行。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民国画家沈红茶的孙女）